东西汉简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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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有长足的展和进步。西汉早期，冶铁业分国营（中央政府）、官营（地方经营）和民营三种类型。当时着名冶铁家有卓王孙、南阳孔氏等。汉武大帝于元狩三年收冶铁为国营，对国家财政较有利，但民间却鲜有私人冶铁业了。之后一直没有改变此政策。到了东汉，冶铁业由社会自营，加上水排的明，冶铁业更加达。铸钱技术成熟，如三铢钱、五铢钱等货币。

汉朝的纺织业亦有国营与民营之分，民间着名纺织业者有陈宝光等。到东汉时期，蚕桑养殖在长江和岭南等地开始推广。

这个时期还明了蒸馏法、水力磨坊、现代马轭和肚带的原型、漆器、用于冶金的往复式活塞风箱、出现于汉末的独轮车、水车和吊桥。造船已经采用了防水隔舱、多重桅和船尾柱舵，并且开始使用罗盘。

彩绘工艺独特，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帛书彩绘，各种生活用品齐全，如有“汉代魔镜”之称的铜镜，煮盐技术也不断提高，两汉出现了蒸馏酒，酿酒水平大幅提高。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展至西汉时进入一个高峰。西汉早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展，其地位得以提高。全国以商业达的大都市为中心，形成若干个经济区域。这些大都市均分布在交通干线上。都长安人口达二十四万人，有东、西九市，繁荣富庶。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被称作“五都”。北方的蓟（今北京）、长江三角洲的吴（今江苏苏州）、珠江三角洲的番禺（今广东广州）也是重要的商业中心。东汉时洛阳取代长安成为最大的商业都会。交通干线上驿传罗布，车马转输，往来不绝。南方地区主要依靠水路运输。当时的造船技术十分先进，已可建造装载数十辆车的大船和设有多层的楼船。

当时商业门类繁多，高利贷也成为重要行业，称作“子钱家”。市场上商品丰富，从食品、布帛到牲畜、木材、铜铁器等无所不有。奴隶也被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除了固定的市场外，集市贸易是乡村交易的重要形式。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逐渐达，建立了自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丝绸之路”，主要出口丝织品，进口貂皮等毛织物以及香料、珠宝等。番禺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形成。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商人到达日南郡（治今越南广治）边境，以大秦王安敦的名义进贡特产。东汉时期货币的流通少于西汉，特别是黄金大量减少，人们常用缣帛和谷物进行贸易，自然经济的色彩较西汉时浓厚。

两汉时期文化科学异常活跃，对外交流意义重大。汉朝进一步奠定了汉民族的民族文化，西汉所尊崇的儒家文化成为当时和日后的中原王朝以及东亚地区的社会主流文化。到现今，“汉人”仍为多数中国人的自称，而华夏族逐渐被称为“汉族”，华夏文字亦被定名为“汉字”，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并且最早开始在京师长安设太学，并且开始儒学中的经学，东汉光武帝时期太学生一度多达三万。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科技与文化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国家也非常重视教育和学识。东汉桓帝时，仅太学生就号称有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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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最早使用年号，建元为第一个年号。汉初根据五德终始说，定正朔为水德，汉武帝时，又改正朔为土德，直到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方才采用刘向、刘歆父子的说法，认为汉属于火德。光武中兴后，这一说法得到正式承认，从此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东汉及以后的史书如《汉书》《三国志》等皆采用这种说法，因此汉代亦被称为“炎汉”。又因汉朝皇帝姓刘而称“刘汉”。

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

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

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

独尊儒术加强和巩固了汉王朝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有利于社会稳定、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增强了民众的凝聚力，对促进西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技的展和繁荣亦起了很在大的作用。由于尊儒，使得儒士得到重用和培养，儒士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对于封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董氏的大一统德政、重民、任贤等思想主张，适应了当时封建社会展，有其积极意义。

汉代史学取得辉煌成就，出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和东汉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着。

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o4年）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为其辩护，被处以腐刑。他愤着书，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最终撰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o卷、52万余字。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内容涉及社会各方面、不虚美、不隐恶，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被誉为“实录”。它集编年、记事之长，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新体例，为以后历代正史所遵循。

东汉的班固在其父班彪所作《后传》65篇基础上，花二十余年时间编撰《汉书》。班固因事下狱而死后，由其妹班昭续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合计1oo篇。《汉书》体例基本因袭《史记》而略有更改，不列世家，书改为志，并创《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文赡而事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但其历史观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故论断是非与司马迁多有不同。

东汉时还有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143卷，是后代史家撰写《后汉书》的重要依据，现仅存辑本24卷。此外，赵晔的《吴越春秋》和佚名所着《越绝书》开创了后代地方史志的先河。东汉末年，荀悦把班固《汉书》缩编为编年体《汉纪》3o卷。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

汉代文学主要有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

赋从战国时期的骚体演变而来，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汉代开始流行。西汉早期赋以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为代表，多借物抒怀，文词朴实。汉武帝时出现了许多着名赋家，形成气势恢宏、意象迷离、辞藻华丽的大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赋一直盛行至东汉，王莽时期的扬雄，东汉的班固、张衡等均创作有着名的大赋作品。大赋过于追求文字雕琢、辞藻堆砌，内容多描写帝王、都市、宫殿、苑囿，思想内容贫乏，扬雄慨叹作赋是“童子雕虫篆刻”。东汉后期出现了抒情写物的小赋，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格调清新，但仍缺乏旺盛的生命力。

汉代散文以书策最为知名。西汉前期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和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政论文，文辞慷慨，剖析深刻，文采动人，对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以叙事生动、感情真挚、论理精辟，成为汉代散文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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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廷掌管音乐的机构称乐府，其职责之一是从民间采集民歌，进行加工配乐，称作乐府诗。汉武帝时乐府诗开始繁荣。乐府诗大多出自民间，内容丰富，情感真实动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建安年间的《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诗的代表作。在乐府诗的影响下，东汉时出现了五言诗，如《古诗十九》诗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可与乐府诗相媲美。后世的《乐府诗集》《玉台新咏》也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

汉代绘画艺术趋于成熟。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代表了汉代绘画的最高水平。帛画长2o5厘米，分上、中、下三栏，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地下情景，将想象与现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笔法细腻，色彩绚烂。

汉代还流行在宫殿、邸舍、祠堂、墓室等建筑上绘制壁画，题材以人物故事为主，此外还“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包罗万象。

朝廷少府属官黄门令下设有专门的画工，西汉着名的画工有毛延寿、陈敞等。东汉画工种类更多，和帝邓皇后诏令中曾提到画工39种。

石刻、砖刻画像是汉代典型的雕刻艺术形式。汉代墓葬中现了大量石刻、砖刻壁画。称为画像石或画像砖，在北方和四川等地均有出土，以山东嘉祥武梁祠、肥城孝堂山祠的画像石最为知名。其题材主要有狩猎、宴饮、乐舞、战争等现实生活内容和历史故事。构图复杂精美，线条刚劲有力。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很可观。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石兽群，利用石材的天然形态加工而成，古朴豪放。其中的马踏飞燕像，形态逼真。东汉的雕刻技术更为成熟，山东济南无影山汉墓出土加彩乐舞杂伎俑群、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兽，姿态灵动。

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大约是西汉时期。历史上有“伊存授经”、“永平求法”等说法。“伊存授经”是西域来的外交官应邀向西汉末年的上层社会传授佛经。“永平求法”是东汉初年，汉明帝派员西行求法。白马寺是中国第一间佛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教经典是在白马寺译出的《四十二章经》。

张道陵创立道教也是这一时期影响中国的大事，张陵正一盟威之道的直接渊源就是巴蜀氐羌民族的原始巫教——鬼道。东汉末年，道教分为两大流派，一支为太平道；另外一支为天师道，亦称为五斗米道（张道陵创五斗米道），而五斗米道内部还有一个大支派，以于吉为教主，在长江下游地区传播。

纸明以前，中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为竹简、木牍和缣帛。简牍笨重，缣帛价贵，都不适宜大规模制造和使用。西汉时已经出现植物纤维纸，但因技术不成熟，未能广泛应用于书写。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术，利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廉价材料，制造出高质量的纸，适于书写，宜于推广，被称为“蔡侯纸”。中国的造纸术后来逐步传入朝鲜、日本和中亚各国，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为世界文化的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汉代天文学较为达。《史记·天官书》详细记载了二十八星宿的名字和位置。当时人已能通过星辰运行准确推算出二十四节气，并保留下来对日食和太阳黑子的观测记录。东汉的张衡在天文学方面成就最大。他改进浑天仪，将齿轮与漏壶相连，观测星宿出没；明候风地动仪，测定地震方位，被誉为“制作侔造化”。他着有《灵宪》一书，阐释天体演化原理。当时对天体的认识主要有“盖天说”和“浑天说”。张衡力主浑天说。

天文学的展推动了历法的改进。秦和汉初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由于年代久远，汉时已与时令不合。太初元年（前1o4年），汉武帝命司马迁与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太初历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整的历法。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又改用更为精密的“四分历”。

汉代的算学在《周髀算经》的基础上又有很大展（一说《周髀算经》是前1世纪汉代的作品）。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吕后时期的《算数书》，奠定了《九章算术》的基础。《九章算术》是对战国、秦、汉古代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展的总结，列有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它的成书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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