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篇汉武帝（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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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二年（前87年）春，刘彻病重，迁居于郊外长杨宫、五柞宫。期间有“望气者”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刘彻趁机下令处死关押在长安狱中的所有犯人，包括刘据之孙，却被丙吉极力阻止，刘彻遂感慨天意如此，放弃屠狱之令。不久后的二月十二日，弥留之际的刘彻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在刘彻卧室内床下拜受顾命。二月十四日，刘彻驾崩，三月下葬于茂陵。谥号孝武皇帝。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十三年后，刘据之孙刘询继承皇位，是为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追上刘彻庙号为“世宗”。

官制改革

刘彻为了强化专制皇权与中央集权，对官制进行了如下改革：

废止太尉一职，后新设大司马，以卫青、霍去病充任，但只是给贵戚的尊宠之位，并不负责军政。因此宰相之职从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变为二府（丞相、御史大夫）。

起用近臣参与决策，以制衡丞相权力。刘彻提拔一批有才干的士人，在宫中充当皇帝近侍的将军、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刘彻用近臣参与决策的代表性的例子有用严助之策否决田蚡之策，出兵攻闽越、救东瓯，以及用主父偃之策行推恩令来削弱诸侯王，临终前所托孤的四大臣亦皆为近臣。由此逐渐形成了侍中为代表的“中朝官”和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的二元体制。

赋予宦官职权。刘彻所重用的“近臣”除了士人，还有宦官。因为他“游宴后庭”，所以让宦官主管机密事务的上奏，开启了宦官掌管尚书（主管群臣奏章等文书）的先河，称之为“中书谒者”，同时设中书谒者令、中书谒者仆射，均由宦官担任。然而刘彻后期，宦官苏文、常融等人诬陷太子刘据，最终酿成巫蛊之祸。刘彻在位时，伴随着皇权的增强，宦官势力进一步展，活跃于内朝，刘彻设置中书谒者令，以宦官充任，出纳诏令及掌管内朝机要。中书令的设置，从制度上来说，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范式。

加强监察官职，元狩五年（前118年）在丞相府增设司直一职，协助丞相检举不法。元封五年（前1o6年）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分天下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地方官及豪强。征和四年（前89年）设司隶校尉，监督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刘彻在位后期，还有非常设的绣衣直指（绣衣使者），代表皇帝处理盗贼及重大案件。

外戚政策。汉景帝时期开始了以姻亲封外戚为侯的先例，但当时外戚并未进入权力核心圈子汉武帝即位，作为帝舅的田蚡、田胜都以亲亲封侯。武安侯田蚡先为太尉，后“以肺腑为相”，权极一时。田以帝舅身份为丞相“入奏事，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尽管田蚡势大，但仍未达到专权的局面。田蚡之后，武帝严格控制外戚以姻亲封侯。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贵戚皆以军功封侯，三人虽贵为将军，但不能染指政治。武帝临终前，遗诏封霍光博6侯，引外戚专权的局面。

刘彻坚持法治方针，对犯法的皇亲国戚也不纵容，不惜处死自己的外甥兼女婿昭平君，并嘉奖提拔了逮捕自己另一外甥（异父姐金俗之子）的义纵。但也有例外，如因倡优郭舍人巧妙求情而饶恕了自己的乳母（东武侯郭他之母，因家人犯法被迁徙边塞）。

为了强化法制，刘彻于元光五年（前13o年）命中大夫张汤、赵禹修订律令，最终确立了汉律的框架，即律、令共计359章，死刑4o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强化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法”的规定，即主管官吏故意放跑罪犯就与犯罪者同罪；同时“缓深故之罪”，即放宽对官吏制造冤假错案的治罪。由此引了刘彻在位时期的严刑峻法和酷吏盛行之风，刘彻还打击关东社会的豪侠，迁徙关东豪侠于关中、并族诛豪侠郭解，以促使汉律下沉到关东基层社会。此外，刘彻在位时期，在董仲舒等人的推动下，实现了司法的初步儒家化，开启了春秋决狱的先河。

刘彻在位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刘彻为此派绣衣直指诛杀镇压不力的官吏，并颁布“沉命法”，严厉督促地方官吏剿灭盗贼。但地方官吏畏惧法令，往往隐匿不报，如此形成了恶性循环。

用人政策

汉初以来，朝廷要职被列侯（一般为功臣或外戚）垄断，并通过“任子”的方式世代为官。刘彻则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大胆提拔人才，并量才任用，这种用人方针体现在他于元封五年（前1o6年）所颁求贤诏书（武帝求茂才异等诏）中，他所提拔的人才中，不乏出身下贱或寒门之人，文有主父偃、卜式、公孙弘、儿宽、朱买臣、桑弘羊等，武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甚至晚年还提拔了匈奴俘虏金日磾为顾命大臣。后世班固称赞“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因此刘彻一朝所创造的业绩“后世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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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彻还从制度上完善人才提拔机制。他大力展察举制，在建元元年十月（前141年）、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五年（前13o年）至少三次下诏举贤良文学，得到董仲舒、东方朔、公孙弘、严助等人才。元光元年十一月（前135年），刘彻下诏郡国每岁举孝者、廉吏各一人，后合称孝廉，使察举成为定制，孝廉亦成为察举制的核心科目。

刘彻一方面大胆提拔人才，慷慨封赏，另一方面“性严峻”，对官员要求苛刻，认为“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因此动辄诛杀不称职或欺骗自己的官吏。他在位期间前后有十三位丞相，其中病死四人，因罪免职四人，因罪自杀二人，处死三人，其余官员被下狱处死的更是不计其数。汲黯曾为此劝谏刘彻不要滥杀官员，但刘彻不以为然。

削弱诸侯

刘彻在汉景帝削藩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削弱诸侯王的措施。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可以“推恩”将其封地分封给继承王位的嫡长子以外的子弟，并上报朝廷，由皇帝制定列侯封号，诸侯王无权废除或更改。所分封的侯国归郡统辖，不得过问政事，仅收纳封地内租税。元狩元年（前122年）粉碎淮南王、衡山王的叛乱阴谋后，刘彻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贬抑诸侯国官吏为“左官”，规定曾仕王国官吏者不得在中央任职；后者禁止朝臣交结诸侯、为其谋利。经过刘彻的一些列削藩措施，诸侯王权势、封地愈益缩减，名存实亡。

巡行郡国

自元鼎五年（前112年）以后，刘彻开始频繁巡行郡国，其足迹北至塞外，南及湘衡，东到大海，西逾陇山，遍及五岳四渎。刘彻出巡的目的有：考察地方政情、巡察郡县地方吏治；体察民情，劝课农桑，推广教化；统筹军事，安境定边，等等。在此期间完成了封禅泰山、祭祀明堂、治理黄河等壮举。不过，刘彻巡行也包含求仙问鬼等消极方面。

区划调整

西汉王朝奉行以关中为根本的地缘战略，借以内控诸侯，外御匈奴。刘邦时重在控内，并以洛阳作为控御关东诸侯的重镇；刘彻时重在御外，而对关东诸侯的统治由军事镇绥为主转向政治控制为主，洛阳在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也相应下降。出于适应地缘战略转变的需要，刘彻对长安、洛阳之间的地域结构进行了调整。元鼎三年（前114年），刘彻应楼船将军杨仆之请求，将函谷关东移约三百里，是为“广关”。此后，汉关中区域北部的东界由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中部区域的东界由旧函谷关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南部区域的东界，由四川盆地东南缘向东南推进至柱蒲关、进桑关一线的滇桂、黔桂间山地。刘彻东徙函谷关，旨在将整个崤函山区括入关内，以加强对洛阳的控制，防备关东有变，异己势力袭据洛阳以威胁关中；设置弘农郡，旨在构建以弘农、新安、宜阳为节点的防御体系，并加强对崤函道和武关道的控制，以弥补函谷关东迁后带来的关中防卫疏漏，达成控制洛阳和防卫关中的双重目的。刘彻通过增大关中区域的范围，特别是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以东地区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

历法改革

刘彻推行“易正朔”的政策，在任内对纪年方式、历法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影响深远。文、景二帝时期，汉朝有“改元”的措施，但未建年号。刘彻即位后，亦每六年一改元，但即位三十余年来没有建号，而是用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等来称呼。五元（即元鼎）三年（前114年），朝廷中有关部门建议更改纪元的命名方式，废掉以前的简单数字排列法，代之以某种“天瑞”来纪元。翌年，汾阴出土宝鼎，遂将五元命名为“元鼎”，并将一、二、三、四元分别追加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的年号。三年后，刘彻封禅泰山，改元元封。到太初元年（前1o4年）才正式启用年号纪元，不过在最后两年又未建年号，后世习称后元。年号制度成为之后中国绝大多数帝王所采用的纪年方式，并影响了东亚各国，延续至今。

在创造年号纪元的同时，刘彻亦着手改订历法。汉承秦制，沿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刘彻命邓平、唐都、落下闳等据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记录，另造新历，于太初元年（前1o4年）颁布，是为太初历。太初历采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采用二十四节气，次规定以没有中气的月分为闰月，并计算出交食周期和推步五大行星位置的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刘彻对农业极为重视，其农业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兴修水利。刘彻在位时期是继战国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兴修水利的高潮，关中兴建了六辅渠、白渠、龙渠、成国渠等水利工程，在西北边疆亦设置“渠卒”，负责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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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漕运。刘彻接受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引渭穿渠”，以便关东粮食顺利运到关中，动数万人用三年时间修起了三百里漕渠，大大改善了运输条件，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还有一定的灌溉作用。同时，为了避开砥柱山一带的险要河道，他命人在秦岭劈山开路五百余里，修筑褒斜道，使“漕从南阳上溯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水下渭”，但褒水和斜水的河谷都过于陡峭，落差太大，水流湍急，加之水中多礁石，无法行船，所以开通褒斜道的预期目的未能实现。

治理黄河。刘彻在位前期，河水（黄河）连年决口于瓠子，给沿岸百姓造成深重灾难。刘彻派郑当时、汲黯率十万军民堵口，但由于水势太大，堵而复决，当地民众又几次堵口，但都没有成功。元封元年（前1o9年），刘彻封禅泰山回来途中，亲临瓠子，下了死命令，“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实决河”，终于堵住了决口。为了防止河水再一次泛滥成灾，又动民众修好了黄河分洪的两条渠道，于是“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改革农业技术。刘彻任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和牛耕，改进农具，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使西汉社会转危为安，为昭宣中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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