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篇汉宣帝（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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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

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派赵充国率军人，月用粮食19。96余万斛，盐1693斛，草25万余石，攻打西羌。不足1年，作战花费已达4o亿钱，汉宣帝不得不动用帝室资财给以补充。后采取先打击先零部、招抚其他诸部方略，并实行屯田困敌的后勤策略，西羌诸部才于次年归汉。

在赵充国的讨伐下，羌乱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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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没有过老臣的人了。”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估计羌虏会怎么样，应当使用多少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军事情况难以遥测，臣希望赶到金城，制定出作战方案后上奏。然而羌戎只是弱小的夷族，违反天意背叛国家，不久就会灭亡，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给老臣，不要担忧。”宣帝笑着答应了。

于是，赵充国以古稀之龄督兵西陲。他领骑兵不满万人迅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罕、开羌，瓦解羌人各部落联合抗汉的计划，欲等羌人困顿之时再攻击。此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请击罕、开羌，赵充国表示反对。百官商讨后都认同辛武贤，宣帝遂下书责备赵充国。赵充国再次上书详陈利害，建议先诛先零，被宣帝采纳。先零羌逃走，死亡被俘者众，罕羌前来归顺。

神爵元年（前61年）秋，宣帝赐书赵充国于十二月攻打先零羌。赵充国坚持上屯田奏疏，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报，都要被交给公卿大臣讨论。刚开始赞同赵充国计策的人有十分之三，中期十分之五，最后达到十分之八。宣帝下诏质问先前说赵充国计策不好的人，他们都磕头认错。最终宣帝同时采纳了赵充国屯田与辛武贤、许延寿出击的建议。

神爵元年（前61年）冬，宣帝诏令强弩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中郎将赵印出击西羌，斩并降敌共八千余人；赵充国俘虏五千余。宣帝诏令撤军，只留下赵充国屯田。

神爵二年（前6o年）夏五月，赵充国奏疏被许可，整顿军队而返回。同年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皃库一同杀了先零羌的领犹非、杨玉，同其他领弟泽、阳雕、良皃、靡忘一起，率领煎巩、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了汉朝。汉朝遂设置金城属国来安置投降的羌人，西羌遂定。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着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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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

本始元年（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

地节三年（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

五凤三年（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

甘露二年（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o钱。

甘露三年（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oo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展生产作为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而刘据通晓后，又喜欢《谷梁传》而私下学习它。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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