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篇班固（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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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大臣、史学家、文学家，与司马迁并称“班马”。班彪之子，班之兄。

班固十六岁入洛阳太学，二十三岁父死后归乡里。以父所撰《史记后传》叙事未详，乃潜心继续撰述力求精善。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被人诬告私改作国史，下狱。其弟班辩明其冤，出狱后被任为兰台令史，奉命撰述东汉开国以来史事，与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成《世祖本纪》。

迁为郎，典校秘书，又自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明帝复命他完成前所着书。他认为《史记》以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不妥，决心撰写起自汉高祖、终于王莽共二百三十年事迹的《汉书》。汉章帝时，以文才深得器重，迁官玄武司马。建初四年（79年），章帝召集诸儒在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命其记述其事，撰成《白虎通德论》（一名《白虎通义》）。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参与谋议。次年，行中郎将事。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他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狱中。

班固一生着述颇丰。作为史学家，修撰《汉书》，是“前四史”之一；作为辞赋家，是“汉赋四大家”之一，《两都赋》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列入《文选》第一篇；作为经学理论家，所编《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将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九岁便能文诵赋。班固的父亲班彪当时已是远近闻名的学者，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班固开阔了眼界，学业大有长进。班彪晚年潜心续写《史记》，受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史籍。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到京城洛阳游学，拜访班彪，对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认为班固将来必定能完成撰着汉代历史的重任。

随着年龄的增长，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为了进一步深造，班固于十六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在这里，他用功苦学，贯通各种经书典籍，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都能深入钻研，同时注重见识，并不拘守一师之说，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上，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师的极重要条件。在这里，班固结识了崔骃、李育、傅毅等一批同学。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到班彪死时，班固虽然年仅二十三岁，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着述能力。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逝世，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班固只好从京城洛阳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但他毫不气馁，立志继承父亲未尽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于是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同时积极寻求出仕的机会。

永平元年（公元58年），汉明帝任命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准许他选用辅助官员四十人，班固认为这是一个出仕的好机会，为了积极举荐人才，也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才能，上了一篇奏记（《奏记东平王苍》）。班固的自荐没有获得成功，但他举荐人才的建议，却大部分被刘苍所采纳。

私修国史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的时候，有人向朝廷上书告班固“私修国史”，汉明帝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被关进京兆监狱，书稿也被官府查抄。“私修国史”罪名很大，同郡人苏朗曾被人告伪造图谶，被捕入狱后，很快就被处死。面对这种严峻形势，班家上下十分紧张，害怕班固凶多吉少。班固的弟弟班担心班固被郡署考逼，无法表白，便骑上快马赶赴京城洛阳，打算上书汉明帝，替班固申冤。

班策马穿华阴、过潼关，赶到京城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特旨召见班核实情况。班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汉德”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扶风郡守也将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明帝读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下令立即释放，并召进京都洛阳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掌管和校定皇家图书。

班固被拜为“兰台令史”，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长陵县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等人，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世祖本纪》的修撰，得到了明帝的赞扬。由于班固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的出色努力，又被晋升为“郎”官（校书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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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继续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东汉功臣、平林、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共成列传、载记二十八篇，这样，光武帝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即后世《东观汉记》的光武帝部分。《东观汉纪》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到京师后，弟班与母亲也随至洛阳，因家境贫寒，班靠替官府抄写文书来维持生计。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官阶虽低，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加以班固文才显露，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后来，明帝问及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班固据实以告，明帝非常欣赏班的勇气和辩才，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便授班为“兰台令史”。这期间，班固的职务虽低，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日后完成《汉书》提供了重要条件。

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显露出卓越的才华，得到汉明帝的赏识。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着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是一个重大转折，对于《汉书》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从此，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使他着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撰史进度大大加快。

东汉政权建立后，定都洛阳，至明帝时，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以重整皇宫。可是，关中上了年纪的士绅们仍怀恋西汉建都长安的热闹场面，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希望朝廷迁回长安。班固认为洛阳更加适宜，不想迁都议论扰乱人心，于是作《两都赋》，盛赞东都洛阳规模建制之美，并从礼法的角度，歌颂光武帝迁都洛阳、中兴汉室的功绩，宣扬洛阳建都的适宜性，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

永平十七年（74年），汉明帝召集班固、贾逵、郗萌等人到皇宫云龙门，讨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赞语有无不当之处，班固当庭指出一处错误，出宫后，班固为进一步说明自己对秦亡的认识，作史论《秦纪论》，揭示秦朝历史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其子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汉章帝对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照进皇宫，与皇帝一起读书。章帝每次外出巡守，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词歌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

班固虽然以知识渊博得到章帝重视，但念及父子两代才华横溢，却不能名显于世，自己年届四十，仍不得升迁，他想起东方朔、扬雄曾在文章中抱怨没能赶上苏秦、张仪的时代，便提笔写成《答宾戏》一文。文章以问答的形式，抒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又从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鼓励自己坚定志向，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全文构思巧妙，格调高雅，说理深刻诚恳。

章帝读到后，更加赞赏班固的才华，也醒悟到班固长久居下位不太合理，便提拔他为玄武司马。

班固又在司马相如《封禅》、扬雄《美新》的基础上，作《典引》，述叙汉德。在文中，班固系统性地评价了“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该文主要以四句为主，形成后来四六句的雏形。

建初四年（79年）十一月，杨终指出，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解经歧异很大，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展，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召集学者来讲论五经，裁定经义。

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诸儒大会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以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并兼记录。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将会议记录整理成《白虎通德论》（《白虎通义》）集当时经学之大成，使谶纬神学理论化、法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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