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篇光武中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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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4o]；“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刘秀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刘秀对吏治的要求以严苛着称，史载当时“天子勤吏治，俗颇苛刻”，“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这也导致了一些高官以微罪或无罪而受严惩，例如大司徒伏湛因为没有报告河南尹和司隶校尉在高庙争执而被罢官；大司徒韩歆因为多次直言进谏而被罢官，终至受责自杀；大司徒戴涉因所举荐的太仓令犯罪而死于狱中；大司空宋弘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弹劾上党太守而被罢官；大司空朱浮因“卖弄国恩”而被罢官，等等。这种过于严苛的做法也受到了一些批评。
建武六年（3o年），刘秀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刘秀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刘秀善待功臣，分封三百六十多位功臣为列侯，给予他们尊崇的地位，只解其兵权。并且招揽大批文吏入朝。刘秀于建武六年（3o年）让功臣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当时刘秀对三公要求严格，如果功臣们在朝担任官职的话难免犯错，这样会失去爵位和土地，刘秀为了保全他们的爵位的土地才让他们回到封地，远离朝廷。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称帝，采纳来歙联陇制蜀、西和东攻的建议，确定了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
建武二年（26年）至建武五年（29年），刘秀一方面命来歙出使陇西，完成联陇制蜀的战略，解除了西顾之扰；一方面集中主力以洛阳、河内（郡治怀来，今河南武陟西南）为中心，对关东各割据势力展开攻势。
建武二年（26年）春，破睢阳，刘永战败退往谯县（今安徽亳县）。
建武三年（27年）六月，刘永被杀。并且消灭赤眉军于宜阳，夺取长安，取得东西二京。
建武四年（28年）五月，大将军朱佑、建威大将军耿弇北讨彭宠，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宠被奴仆杀死，刘秀攻占燕蓟及其以北地区。
建武六年（3o年）二月，杀董宪于朐县，夺占东海之地。关东各割据势力相继被刘秀击破。
建武十二年（36年）灭蜀。
刘秀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刘秀以“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刘秀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刘秀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薄赋敛。
建武六年（3o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刘秀“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不会轻易动边功。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
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予东汉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
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ooo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刘秀以图谶兴，其在用人、庙祀、封禅诸事中以谶决之。但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用谶颇为理性，终围绕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有选择、有条件地利用，其用谶的范围也往往不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光武用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统一图谶，官定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并严格限制图谶的“新作”、“新解”。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光武帝时期，在东汉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形势下，东汉与南匈奴达成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构筑起汉匈关系的一个新模式。东汉建立之初，历经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光武帝忙于统一大业，无暇顾及匈奴。反观匈奴，在单于舆的领导下，趁着两汉之际的乱局，恢复了对西域和邻近少数民族如乌桓的统治，趋向兴盛。形势的不同使得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姿态。单于舆把自己比作冒顿，骄傲自大，蛮横无理，而光武帝只能忍让，“待之如初”，愿意与匈奴恢复和亲关系。
此后，双方的展走向不同的道路。东汉方面，建武十二年（36年）灭蜀之后，天下统一，政治趋向稳定；匈奴方面，贵族之间为争夺单于之位生内乱：先是本应嗣位的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被单于舆杀害，然后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监视，萌生归附东汉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如干旱、蝗灾和瘟疫袭击了匈奴，严重损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面对内争和天灾，单于舆和比分别向东汉示好，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径庭：舆是“遣使诣渔阳求和亲”，比是遣使“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和亲意味着匈奴与东汉具有对等地位，内附则表明匈奴放弃政治独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没有立即答应比的请求，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请求通好时，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主张依据“孝宣故事”来接纳。光武帝采纳了耿国的建议，于是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由此南、北分裂。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刘秀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初立，莎车国王康带领莎车周围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而且还“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按照惯例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让莎车国王代为管理西域五十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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