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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人一旦主动学习西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确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夷务”到“洋务”再到“时务”，由贬义的“夷”到平等的“西”再到尊崇的“泰西”，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1891年，康有为已指出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4o]到1898年，热心传教事业的立德（archiba1dLitt1e）已肯定地写道：“西方思想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41]若比较立德的满怀信心与1869年时杨格菲的犹疑，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之大就可见一斑了。
的确，问题并不在康有为所说的知多少西学。因为太平天国以还，出将入相影响朝政最大的几位汉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维变法诸人，均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而且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形下，“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42]如此流风所播，到2o世纪初，“国粹学派”的邓实已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故余英时师判定：“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在19o5—1911年间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了。[43]
中国士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敢于将重心放在后者之上，是基于中学可以为体而文化体系可分的信念。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竞争的严重性，就顺着“西学为用”的路径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主张为重建中国文化而破坏自己的传统，都是顺理成章的展。到1895年，严复就认定所有中国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故通通可说是“无用”，皆应暂时“束之高”。[44]一句话，中学已不能为体。
四中学不能为体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据说主要为陶希圣所撰）中说：“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这正是在“西学为用”之后，中学却不能为体这个诡论现象的具体写照。严复在甲午之后主张把无用的中国学问“束之高”，已道出了中学不能为体的消息。不过，严复这样的“先知先觉者”，起初尚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思想界。随着中国在义和团一役的再次惨败，严氏的观念不久即成为士人的共识。
19o3年，一个湖南留日学生自问：“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这一问十分有力，而答案是否定的。故他断定：“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而且，据此人的看法，中国学问不仅不能救亡，实际上中国面临亡国亡种的危局，正“守旧主义鄙弃西学者之一方针之所酿成”。[45]这个看法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也是中西学战的结果。章太炎注意到，西人欲绝中国种性，必先废其国学。初仅传教士鼓动之。后留学生接受了西人观念，以为中国科学不如西方，遂谓“一切礼俗文史皆可废”。[46]的确，帝国主义侵略所至，总要争夺被侵略国的文化控制权。其主要的方式，就是贬低打压本土文化。在此文化竞争中，一般而言，被侵略各国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回向传统寻找思想资源和昔日的光荣以增强自信心。[47]康有为革孔子，虽然已搀和了不少西洋内容，到底还是在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但中学不能为体之后的中国人则反是，他们回向传统看到的更多是问题和毛病。
结果，不仅中国学问是无用有害，中国风俗也变得野蛮起来。19o4年，一位署名陈王的作者在讨论中国婚礼之弊时，先略述西方婚俗，断言已“足征其风俗之至则，人伦之乐事”。再“返而观之中国之社会”，所见则是“妇姑勃溪矣，兄弟阋墙矣，而大好之家庭，自此终无宁岁”。他进而总结出六条中国婚礼的通弊，下结论曰：“世界皆入于文明，人类悉至于自由，独我中国，犹坚持其野蛮主义、墨守其腐败风俗，以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遂使神明之裔濒于沦亡，衣冠之族侪于蛮貉。”[48]
论者显然是先存西文明中野蛮之定见，据西例以反观中国家庭。其实，中国婚姻固不尚自由选择，而家庭之稳固则远过于西方。论者本不知西，而敢下断语，足见中西文野之殊，已成为时人固定认知。认知一变，再据此义检讨所有中国制度风俗，自无不野蛮腐败，“侪于蛮貉”固亦宜焉。惟彼时人所用之“野蛮”，实亦与“文明”相对应，要皆入之西词，已不尽是中文原始之意。其价值判断的强烈，犹远过于中文原始之意。
孔子尝谓：我欲仁，斯仁至矣。章太炎指出，这也可反推而言之曰：我欲不仁，斯不仁至矣。传统范围本来博大，要找什么通常就能找到什么。关键还是人的主观取向在起作用。且中国传统本有一种“反求诸己”的取向。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有了问题先做自我批评。故我们若看本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思想言论，凡说及中国的弊病，均下顺畅，出口成章；到说及救弊治病之法，则又多婉转羞涩，常常不知所云。到辛亥革命之前，据太炎的观察，反求诸己的取向已造成“糜烂不可收拾”之局面。[49]中学不能为体已是显而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