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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诸将认为当务之急是保住江陵。陆抗力排众议：“江陵城防坚固，用不着担忧，但如果西陵沦陷，荆州南部蛮夷会蜂拥而起，后患无穷。”西陵南部是少数民族部落的聚集地。

陆抗决定去西陵，但江陵也不能不管。临行前，他给正攻向江陵的羊祜下了一招狠棋——摧毁江陵堤坝。

很多年前，吴国人在江陵城北建造堤坝，迫使江水改道。水势淹没江陵城北的土地，阻断连通北方的道路，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这座堤坝捍卫了江陵几十年。但时过境迁，随着晋国水军日益强大，靠水势保护江陵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小。而且，羊祜恰恰利用水运的便捷，从北荆州往江陵的前线源源不断地运送着军粮。

即便如此，这座堤坝仍承载着吴国人的感情，令他们难以割舍。陆抗不顾众将的反对，毅然决定将堤坝摧毁。

与此同时，羊祜果然心系堤坝的安危。晋军补给只有依靠水运才能保证速度，但水路的命脉——江陵堤坝却掌握在吴军手中。羊祜为保全堤坝，想出一个欲擒故纵的计策，他故意放出假消息，声称晋军要摧毁堤坝，以发挥北方骑兵的优势。

然而，无论是羊祜的欲盖弥彰，还是吴国将士的强烈反对，都没有扰乱陆抗的判断。几天后，江陵大坝轰然崩塌，原本畅通的水道干涸，晋军运粮船半途搁浅，只能临时改由运粮车在泥泞中缓慢行进。由此，围攻江陵城的羊祜军队粮食吃紧，攻势渐渐疲软。

对于陆抗来说，江陵城压力骤减，这下，他终于可以专心去西陵督战了。

12月，羊祜认为攻下江陵已经彻底无望，只好派荆州刺史杨肇（zhào）率偏军前往西陵，但求能解救步阐，勉强弥补这场战争的损失。

杨肇来到西陵后，赫然发现吴军已筑起层层坚固的防御工事。杨肇军陷入被动，与吴军僵持。

不过，说到底吴军数量远逊于晋军。两个吴国将领感到前途渺茫，临阵叛变，到了杨肇军中。这对吴军无异于雪上加霜，可陆抗之所以被称为名将，正是因为他有一项远超过常人的能力——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陆抗判断：叛将一定会把我军虚实告知杨肇。随即，他将大批精锐部队埋伏在吴军部署最薄弱的区域。

翌日，杨肇果然依据叛将的情报，攻打吴军原本的防御漏洞。他万万没有料到，等待自己的是吴军最精锐力量的反扑。

转年1月，杨肇军队彻底溃退，紧跟着，羊祜和徐胤也各自撤军。西陵城中的步阐绝望了，他只能独自面对吴军潮水般的强攻。

几天后，西陵陷落，步阐被夷灭三族。当年，贫困潦倒的步骘只身闯荡江东，和诸葛瑾一道成为吴国首屈一指的重臣。步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繁华显赫后就此泯没。

在这场西陵之战中，吴军统帅陆抗在诸多不利的局面下始终技压羊祜一筹，扭转乾坤。战后，晋军统帅羊祜遭到弹劾，官位由车骑将军贬为平南将军，不过仍都督荆州，荆州刺史杨肇则被彻底罢免。

羊祜在战术上远逊于陆抗。可是，羊祜却有一个强项——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谋略。西陵之战后，羊祜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展开了反击。

以德服人

羊祜常在边境一带狩猎，偶尔有身中吴国箭矢的猎物跑到晋国境内，羊祜会马上将猎物送还给吴国人。有时候荆州会爆发小规模战事，被晋军俘虏的吴国人在见识过北荆州国泰民安的景象后，无一例外被羊祜释放。类似这样的事接二连三发生。过了一阵子，每当羊祜出现在边境，居然会引得吴国军民向他挥手致意。

羊祜，这位晋国荆州都督很少攻城略地，反而化身为晋国的形象大使，以宽厚仁德辐射着敌境。虽然他多次战败，却比任何一位常胜将军更能赢得敌人的尊敬。

就这样，司马炎提倡的宽仁政治在羊祜的努力下渗透到了吴国境内。晋国和吴国的边界线虽没有变化，但吴国民心却渐渐归于晋国。在这种情况下，孙皓仍不知收敛地推行暴政，严防吴国人叛逃到晋国。可越是这样，叛逃者就越多，因为人心是无法被束缚的。

某次，陆抗生病，羊祜派人送来一服药。

陆抗的僚属不放心，劝道：“最好先确认有没有毒，羊祜毕竟是敌人，不能不防。”

陆抗摆了摆手：“以羊公的德行，就算乐毅和诸葛亮都比不上，难道能做出下毒这种下三烂的事吗？”

羊祜的行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春秋时期以“仁”自居的宋襄公。宋襄公还是太子时，曾主动要求把太子之位让给庶兄，可按照礼制，庶子根本不可能成为继承人，这番虚情假意的谦让不会危及宋襄公的太子地位，而让他赢得了仁义的名声。而后，宋襄公受诸侯霸主齐桓公托付，联合四国军队护卫齐国公子继位，这一义举，再次让他获得巨大利益。在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中，宋襄公为了维护自己仁义的名声，一定要等到楚军列阵完毕再展开攻击，最终以惨败收场。

宋襄公两次靠仁义之名获利，又因过分迷信仁义（或者可以称为往日的成功经验）而失败。那么，羊祜是否会像宋襄公一样呢？这问题暂时无法回答，但别着急，答案将在羊祜死后得以揭晓。

再说陆抗，他意识到羊祜刻意传播晋国善政给吴国带来的威胁，遂下令禁止边境驻军侵犯晋国百姓。虽然陆抗看清了形势，但无奈孙皓不给陆抗长脸，他居然怀疑陆抗通敌，直接派出使臣责问。

陆抗解释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更会彰显羊祜美德，最终受损的只有我们。”

总之，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吴国算是输得彻彻底底。

公元274年秋，吴国最后一位柱石重臣——陆抗病逝。他临死前给孙皓上了最后一封奏疏：“请陛下扩充西陵和建平（吴国西部防线，邻接益州）的军备，严防敌军顺长江而下，这样，臣也死得安心了。”

孙皓可不想让陆抗死得安心，他不仅没搭理陆抗的奏疏，反而趁陆抗离世，把陆凯（已故去五年）的儿子全部流放了。这些年，他一直没忘记陆凯生前屡次惹毛自己的事，只由于忌惮陆抗，才忍着没敢对陆凯一家下手。

半个多世纪以来，孙氏皇族始终压迫着陆氏，到了孙皓时代，陆氏再次横遭祸害。不过，陆氏仍然稳居江东势力最大的豪族之列。或许正是陆氏这份地位，成了束缚他们的枷锁，令他们不敢放手一搏吧？史书描述“吴郡四姓”的家风：张文，朱武，陆忠，顾厚。陆氏对无数次政治迫害采取最大限度的隐忍。这艰难的隐忍，最后被包装成“忠”这个概念，留名于史册。

未竟的遗愿

前不久，晋朝重臣裴秀因服用寒食散暴毙。他死后，一封生前已经写完却没来得及上呈的奏疏被无意中翻了出来。这封奏疏的内容是劝司马炎趁吴帝孙皓倒行逆施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尽快出兵讨伐吴国。

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裴秀的临终奏疏再次激起司马炎对统一天下的渴望。不过眼下，司马炎只能等，因为羊祜刚在西陵打了败仗，他必须给羊祜时间，让荆州军心重新振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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