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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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男女隔离，连太平军请民间妇女缝补衣服等，也“概斩不留”。《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规定：“如有官兵雇倩民妇洗衣缝纫者，概斩不留；其有奸淫情事者，男女并坐。”在这种严厉的政策下，太平天国内的所有公共场合，比如街市茶肆等，男人女人一律不敢交谈：“每入茶肆，但男女不得交谈。”
这样严格的男女禁忌，在中国历史上尚未有先例。中国文化中的男女之大防，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推上了顶峰。
三
除了生活习惯明显区别于清朝统治区外，太平天国的时间系统也自成体系。比如太平天国的壬子二年正月初一，却是大清王朝的咸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五。也就是说，大清帝国内其他地方刚刚过了小年，太平天国却已经欢度新春了。
“奉正朔”和“改衣冠”一样，在中国文化上，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问题，而是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政权来说，建立之初，首先要做的，就是更改年号，以示与旧政权一刀两断。不过创建新历法的行为却极为罕见。因为这需要专门的天文历法知识，一般的农民起义军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极个别的民间宗教家，为了宗教宣传的需要进行过简单的修改历法活动。比如嘉庆年间“收园教主”方荣升就曾经创造了新的历法，每年规定为十八个月，每日规定为十八个时。这种修改，是为了使时间运转符合白莲教的教义——据白莲教传说，未来弥勒佛执掌宇宙时，每年应该是十八个月，每日十八个时。但这次改历只是一个数字游戏，具体的月份推算方法，还是和旧历一样。
只有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废除了旧的历法，建立了全新的时间体系。这一工作，是由天国政权里文化水平最高的知识分子，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南王冯云山亲自完成的。
出于奇特的农民式的禁忌心理，冯云山认为，中国历代沿用的太阴历，因为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闰月，所以不规整、不吉利、不完美。用罗尔纲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太平天国要求完满，要取吉祥，反对亏缺，避忌有欠缺的事物。他们宣传‘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一用闰法，就显露出有所亏缺，触犯了太平天国的避忌。所以天历绝对排斥用闰法。”
因为不用闰法，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所以冯云山创立的天历每一年就比实际的年长了十八时十一分十四秒。这样累加下来，每二十年就比实际的年多了十六天多，差了一个节气。每四十年，就差了一个月。
为了调整这个误差，冯云山的设计是每四十年为一个大的周期，减去一个月。不料这个修改方案报上来，洪秀全大不高兴。他认为，在天国之内，事事只能有加无减才吉利。他发布圣旨说：“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这样一来，天历不但不减，反而每四十年再加上一个月，误差就达到了两个多月。也就是说，一百二十年之后，太平天国历法规定的冬天，正好出现在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时候。好在太平天国只存在了十六年，天历运行到后来，也不过与实际时间差了十来天，对天国统治区的人民生活没有出现致命的影响。
不过一些小小的不便难以避免。比如天历规定的中秋节，并不在农历的八月十五。广大太平军“大摆宴席，笙歌竞作”，摆好了瓜果梨桃，聚众赏月，发现月亮升上来后居然不圆，新参加太平军的战士大为愤怒，没想到月亮居然敢不听天父上帝的调遣，遂纷纷搭弓放箭，射向月亮——“见月之不圆也，率众射之”。
四
除了日期与清朝不同外，从外地来到太平军统治区，你还要学习一项新的规矩：聊天说话或者写信作文之时，要记住多达几百个避讳字，否则可能受到严惩。
避讳乃中国特产。中国人认为，直呼尊长之名是不礼貌的，所以皇帝和尊长的名字不可直接提及。这个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相当大的麻烦。不过，在普通时代，这种麻烦还算有限：你一生需要记住的避讳字不过那么几个。然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这种麻烦可就大了。
正统王朝的避讳，只是讳皇帝的名字。然而在太平天国治下，需要避讳的名字太多了：你不但要避洪秀全的名字，还要避洪秀全父亲和儿子们的名字；你不但要避天王一家的名字，还要避首义诸王的名字；这些字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个。而且由于这些起自底层者的名字用的都是“秀”、“全”、“福”、“贵”、“云”、“山”之类的通俗之字，要在日常生活中完全避免提到这些字，实在需要时时留意，刻刻惊心。
事情到此还远不算为止。不但领导者的名字是禁忌，在太平天国统治区，连“君”、“王”、“臣”、“后”、“主”、“督”这样的字，也因为代表了尊贵和权力，居然也成了需要避讳的字。姓“王”的必须改姓“黄”，“君”字要用“上”来代替，“臣”字要用“下”来代替，“天后”改“添後”、“天厚”。
不但这些尊称是避讳，连“京”、“都”、“宫”、“阙”、“殿”、“府”这样贵族、官员居住的地方，也不许在文字中直接提起……
除了这些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规则外，洪秀全还创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避讳规则。比如因为洪秀全尊基督为“先师”，所以“师”字不能用，要以“司”字代替。因为《圣经》中称耶稣为“人子”，所以最常用的“子”字居然也被禁用了，《钦定敬避字样》规定：“良民，不得称子民。”又因为“拜上帝教”规定，耶稣是洪秀全的哥哥，所以“哥”字也不能用……
除了以上这些外，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还有一项极为有特色的避讳——迷信避讳。中国民间历来有迷信避讳的传统，比如百姓日常生活中忌讳提到“死”，以“老”字代之。但是这从来都仅是一个民间习俗而已，只有到了太平天国时期，这种避讳传统首次升级为国家制度。太平天国明确规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许提“败”字，说到“败”时要改为“胜”，所以“战败”必须叫作“战胜”。与此相类似，“丧”、“死”、“亡”、“减”、“无”都是避讳字，“丧事”要叫作“喜事”，“减少”要叫作“斡旋”。因为“无锡”的无字不吉利，所以在太平天国之内，这个城市被改名为“抚锡”。
五
一提起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我们的头脑中往往会浮现出这样的定式：底层文化是革命的、质朴的、道德的、进步的，上层文化则是专制的、落后的、虚伪的、腐朽的。
这个定式其实并不完全那么靠得住。事实上，建立在贫乏的物质和智力基础上的底层文化，很多时候更听从于嘴巴和胃，而不是大脑和心灵。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较有超越性的内容，大都属于上层文化：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什么天下之行，大道为公，什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都是上层文化的命题。“朝闻道，夕死可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之类的非功利的执着精神，是底层文化所缺乏的。甚至历代农民起义者喊出的“均田”、“均富”、“摧富益贫”口号，最初也都是儒家学者提出来的，而不是造反农民发明的。
除去水浒式的热情、质朴和反抗精神外，底层文化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专制、保守、愚昧的一面。
底层文化从来也没有提出过改变传统等级宗法制度的要求，相反，在长期的被统治、被压迫中，他们积累了对统治阶级生活方式的强烈向往。一旦掌握了权力，往往表现出对财富、权力的赤裸裸的向往，对威风尊贵、等级制度近乎变态的迷恋，对生命尊严的漠视。
六
在中国历史上，太平天国是等级制度最为森严的政权。
还早在永安时期，建国大业八字还没一撇，洪秀全就在敌人重重围困中，置敌人数万大军于不顾，兴致勃勃地开始制定等级制度。他忙着把太平军（此时不到一万人）的军官分成十六等，什么王、国宗、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军帅、师帅等，名类军官多达三十九种。与等级地位相配套的当然是物质待遇，洪秀全专门下诏，将所有物资供应都按级别进行划分，比如他规定，天王一天可吃十斤肉，以下逐级递减半斤，直至总制以下无肉。
把一万人分成十六等之后，洪秀全又废寝忘食，耗尽心血制定了烦琐周详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这十六级之间见面的称呼，相互应该行什么礼节，对他们的家属亲戚如何称呼、如何行礼。他规定，人民要称王世子为“幼主万岁”，称他的三儿子为王三殿下千岁，四儿子为王四殿下千岁，如此等等。称他的长女为天长金，二女儿为天二金，如此等等。如果哪位读者有机会和兴趣，可以细读这本中国历史上的奇书。
在行军过程中，他无暇完善这种等级制度体系。进入南京之后，洪秀全终于有充分的时间发挥他的创世天赋了。在太平天国之内，贵贱尊卑之分远比清王朝要严、要细。可以说，号称平等的太平天国社会里，等级差别的细化不光是达到了中国史上的最高水平，而且是人类史上的最高水平。太平天国社会之中，人们被分为十几个等级，这个等级是代代世袭、永不改变的——为官者，世世为官；为农者，世世为农。各等级之间尊卑分明，权利待遇有着重大差别。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每个等级之间，也有精细的内部区分。比如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之间，就有明确的高低贵贱——天王为君，以下东王第一，其次是南、北、翼、燕、豫五王依顺序排列。所以天王称为“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南、北、翼诸王依次要递减一千岁。
这种差别在生活起居的各个细节中都明确地体现出来：天王府的宫殿中的彩绘是双龙双凤，东王府只画一龙一凤，南、北、翼、燕、豫五王府则画一龙一虎；天王冠上绣的是双龙双凤，东、北、翼王的王冠上则绣双龙单凤；这三王的凤凰也有差别：东王帽上的单凤栖于云中，北王的单凤栖于山冈，翼王的单凤栖于牡丹花上。至于龙袍上的差别更为一目了然：天王袍上绣龙九条，东王绣龙八条，北王七条，翼王六条，燕、豫二王各五条。他们下达的文书称呼也不一样：天王的文书叫“诏旨”，东王文书称“诰谕”，北王文书曰“诫谕”，翼王为“训谕”，燕、豫则是“诲谕”。至于玺印，尺寸也有严格不同：天王玺印八寸见方，东王印长六寸六分，宽三寸三分，以下依次递减。
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派翻译官麦多士与北、翼二王会见。麦多士发现，由于两王排序有先后，所以态度上也分出明显的尊卑：“北王阶级高于翼王，故后者只注视恭听，不与吾直接谈话。北王向其注视或交谈时始开口，然亦不过寥寥一两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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