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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孟子&1dquo;性善”论而的。但&1dquo;性恶”论与&1dquo;性善”论同样面临着理论难题：无法

  解释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1dquo;善”的事实。所以后来又有人试图在&1dquo;性善”&1dquo;性恶”

  两者之间进行调和。如西汉的董仲舒、扬雄，东汉的王充。扬雄主张&1dquo;性善恶混”，

  王充主张&1dquo;性有善有恶”，即在孟、荀之间进行了折衷。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

  董仲舒的&1dquo;性善情恶”主张。这种&1dquo;性”、&1dquo;情”二元论是在不触动孟子&1dquo;性善”

  说这一权威结论的前提下，适当地吸收和改造了&1dquo;性恶”论而形成的。王充《论衡

  ·本性篇》引董仲舒之言曰：

  董仲舒览孙（荀）、孟之书，作情性之说曰：&1dquo;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

  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气仁。曰性善者，是见其阳也；

  谓恶者，是见其阴者也。”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改造儒家传统文化，倡&1dquo;性阳情阴”&1dquo;性仁情贪”即

  &1dquo;性善情恶”说，这一主张后来被东汉官方神学宝库——《白虎通》吸收。《北史》

  卷63《苏绰传》载《六条诏书》论治人之心曰：&1dquo;人受阴阳之气以生，有情有性，

  性则为善，情则为恶”。这显然是接受了董仲舒的论点。

  儒家人性说，在两汉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先，儒家哲

  学经学化以后，成为僵死的教条，章句、训诂代替了对儒学义理之探讨，记诵之学

  代替了自得之学。这不仅使儒学再也没有什么展，而且给儒学的统治地位带来了

  全面的危机。其次，历经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先是玄学，后是佛学极其兴盛，士

  大夫在这两者之中找到了哲学思辩的话题。如魏晋时代的&1dquo;有无”、&1dquo;本末”、

  &1dquo;才性”、&1dquo;体用”之辩，今当时的士大夫如醉如狂；而佛学中高精致的心性理

  论，对士大夫也颇有吸引力，特别是禅宗的理论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韩愈&1dquo;睹儒家之积弊，效禅侣之先河，直指华夏之特性，扫除贾、孔之繁文”

  [注]，进行儒学革。他在《寄卢仝》诗中说：&1dquo;《春秋》三传来高，独抱遗经

  究始终。”表明对章句训诂不感兴，而着重对儒家文化内在精神的明，建立儒

  家的心性之学，以与佛学相抗。因此，他特别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一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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